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北京西郊，位于海军司令部与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座俄式别墅小院，显得阴森而孤寂。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第一师九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的绝非等闲之辈。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形象。茅飞仿佛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不管他现在的处境怎么样，那个光辉的名字还是令茅飞一下子肃然起敬！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被一股刺鼻的腥臭味呛得差点儿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彭总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享受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这一天，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到彭总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彭总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数目啊。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元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不要！”彭总头也不抬地回答。“生活的营养品呢？”“也不需要。”“那剩下的钱……”“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茅飞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他知道彭总每月交党费都在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彭总始终舍不得换掉，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动一动都必须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地点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要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洗漱、叠被完毕，彭总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等一等！”哨兵回答。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那天彭总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彭总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机械地回答。彭总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彭德怀又要被带去异地审讯了。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回来的路上，茅飞小声对彭总说：“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要跟他们吵呢？”彭总叹了口气说道：“他们都是不讲道理的人。想当初，他们在我手下工作时，温顺得比绵羊还老实，现在看我无职无权落了难，都想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嘛，我就是态度再好，他们也不会替我说一句公道话的。”
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彭总都上交给中央了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总的监护房里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只见他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
